在当今的中国社会，生不生孩子的话题，总会引发激烈的讨论。年轻人的恐婚恐育思潮，与老一辈养儿防老、生了孩子，人生才完整的传统观念不断碰撞，双方各执一词，互相难以说服，但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具体因素，生育对女性、家庭产生的真实影响，却鲜少得到全面客观的呈现。
蒋莱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一个00后孩子的妈妈。作为一名出生于70年代末的女性，蒋莱觉得，生孩子于她们这代女性，几乎是无可回避的任务，至于生育之后会遭遇什么，却无人问津。亲身经历了无穷无尽的思虑操心，以及工作与家庭难以兼顾的艰难后，蒋莱爱套用亦舒的婚姻犹如黑社会论来描述生育后的感受：没有加入的人总不知其可怕，一旦加入又不敢道出它的可怕之处，故此内幕永不为外人所知。
2013年，我国颁布单独二孩政策，即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蒋莱身边的同事、朋友纷纷加入二孩妈妈阵营，丈夫和儿子也多次提出希望她能再生一个孩子（弟弟）。家庭内外热火朝天的生育氛围令蒋莱困惑：难道仅仅获得允许，我们就应该生孩子吗？生育对女性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蒋莱决定，以学术探索化解自身纠结。从2017年开始，她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合作开展课题研究，七年间调查走访了40多个生育了一孩至三孩的家庭，探究女性生育决策的过程、当代有孩家庭的养育状况，以及女性生育后职业轨迹的变化，并将她们的研究结果详尽地呈现在《新生育时代》一书中。
研究的过程中，两位女学者也分别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蒋莱最终没有选择再生二胎，而此前未婚未育的沈洋，如今已经是两个女儿的妈妈。她们希望以自己作为方法，结合研究结果与个人经历，打破女性生育的黑箱，为所有纠结生或不生的女性，提供经验、支持和信心。
生育决策的差异
和今天年轻女孩中蔓延恐婚恐育思潮不同，她们的研究对象——生活在中国社会的70后、80后女性，很少会纠结生不生的问题。尤其是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十几年前的主流说法是，早点生好呀，恢复得快，父母也还年轻，能帮忙带孩子，生完一胎再拼工作，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2013年之后，随着二孩政策逐步放开，高学历、体制内就业的育龄女性中，有一些人选择生育二孩。相比生育一孩的理由，她们发现，生育二孩的决定，更可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会涉及到夫妻之间以及两代人之间的协商。
有学者在上海做了定量的问卷调研，发现上海的二孩家庭以高学历、高收入的家庭为主。考虑到上海近些年飙升的房价和高昂的教育成本，她们对这一结果并不意外。她们接触到的都市二孩妈妈，大多是公务员、医生、大学老师、国企员工，她们的共同点是学历在本科以上，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经济实力在当地至少属于中产阶层，大多数受访家庭在上海都有两套房，至少一半家庭有学区房。
生育成本的考量
踏在房价高点买房的沈洋老师，有时候也会暗自羡慕一些生于70末80初的被访者。她们毕业和初入职场时赶受到了影响。这使得女性在生育问题上进退两难。
针对生育困境，蒋莱和沈洋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
- 生育是女性的权利，而非义务。女性有权决定是否生育，以及何时生育。
- 生育的成本应该由社会共同承担。政府和企业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减轻女性的生育负担。
- 需要转变生育观念。生育不应仅仅被视为女性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责任。男性也应该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社会应该为女性创造一个有利于生育和养育的环境。
生育是女性一生中重要的抉择。希望每个人都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价值观念，做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也希望社会能为女性创造一个更加友好的生育环境，让她们能够自由地选择生育或不生育，并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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